李丹丹

　　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太平年》，以五代十国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那段战乱纷争最终走向安定统一的历史。剧中刻画了冯道、柴荣、赵匡胤、钱弘俶等重要人物，并细腻呈现了柴荣北伐未竟、赵匡胤建立宋朝、钱弘俶顺应大势纳土归宋等关键节点，勾勒出一幅生动真实的历史图景。剧名“太平年”三字，不禁让人想问：古人的“太平年”，究竟是什么样子？

何谓“太平年”？

　　“太平年”是唐代诗文中一个温暖的愿景，寄托着时人对岁月静好最深沉的向往。唐初天文学家李淳风在谈彗星时便写道：“若遇太平年，常居九霄外”，在古人“天人感应”的观念里，这不祥的彗星，在太平岁月里也仿佛懂得安分守己，不忍来扰动人间的清宁。盛唐时李华咏史：“昂藏獬豸兽，出自太平年”，将神兽与盛世相连；顾况晚年自号“悲翁”，追忆开元盛世，写下了“悲翁更忆太平年”的怅惘；李商隐则用“生小太平年，不识夜闭门”，道出了生于盛世之人的天真与幸运。这些诗句，既是文人对理想时代的深情回望，也承载着百姓对安宁日子的朴素期盼。

　　何谓“太平”？古人以农业为本，因此“太平”首指五谷丰登、仓廪充盈。《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至德流洽，礼乐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所谓“三登”，指农业连续三次获得大丰收——九年一“登”，二十七年后，国家便拥有可供九年之需的粮食储备。有了这坚实的物质基础，方能有“至德流洽，礼乐成焉”的理想社会状态。在农耕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太平”就在五谷丰登、时和岁稔之中，在老者有所养、少者有所学的日常安宁之中。

试问“太平乐事”，究竟所指为何？

　　太平之道，不仅在于百姓丰衣足食，更在于精神有所寄托、生活有所乐趣。换句话说，人民群众物质上的富足固然重要，但心灵世界的丰盈与日常生活的愉悦同样不可或缺。这一点，在宋代以来文人的记述中往往可见端倪。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记载：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

　　这里的“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勾勒出北宋末年京城最后的承平岁月。

　　太平不仅是一方水土的太平，也是一种心境的太平。同时代文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有一则记录苏轼贬谪黄州时的生活，恰可为这段历史补上生动的注脚：

　　子瞻在黄州……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

　　苏轼即便身处逆境，仍能与客“谈谐放荡”“尽欢而后去”。这份乱中取静、苦中作乐的从容，正是太平精神在个人生命中的映照——外在的太平滋养了市井的繁荣，内心的太平则让文人能在起伏的人生中守住生趣。人们熟知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更印证了那个时代百姓精神生活的丰盈。

　　及至明代，明人天都外臣在明刊本《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太平盛世什么样？物质的丰足带来了闲暇，闲暇催生了滋养心灵的需求。百姓有闲听故事、有书看，这就是最好的样子。小说的兴起，本身就是一件“太平乐事”。

怎样“致太平之道”？

　　追溯赵宋立国，“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得益于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开启了一段君臣同心、共谋长治久安的漫长探索。从宋初宰相赵普进言“臣窃惟圣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太平尔”，到庆历年间范仲淹上《条陈十事》力推新政，再到熙宁时张载提出“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一代代士大夫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正是这“朝夕太平”四字。他们试图以“太平之法”立制，以“太平之政”安民，用制度的阶梯，一步步铺就通往“太平之道”的理想之境。

　　宋人以为，欲致太平，先立“太平之法”。当赵匡胤结束五代的烽烟，摆在君臣面前的头等大事，便是“如何开太平长久之计”。自宋太祖南郊祭天至宋真宗东封西祀，礼制的重建，宣告“太平已致”，为的是摆脱短命王朝的阴影；宋太宗“以文治天下”，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诏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大部头类书，赢得知识阶层的认同；而自朝廷强调“进士须通经术”，到范仲淹提出“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再到陈舜俞在《太平有为策》中以《六经》之“道”为本、以《六经》之“术”为用，这一“经术治国”的理念，成为宋人追求“太平”的思想底色。

　　如果说“太平之法”是顶层制度设计，那么“太平之政”便是日常治理实践。当欧阳修写下“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当范仲淹称寇准“能左右天子”为“天下之大忠”，他们所道出的，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臣服。这份底气的源头，是宋太祖与赵普那场对话：太祖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超越性的“道理”存在，它既是士大夫进谏的依据，也是皇权自我约束的准绳。落实到行政层面，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一整套吏治改革方案：严考课、限恩荫、兴学校、均职田、厚农桑。吕公著所陈“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十事，则可视为“太平之政”的纲领。所谓“太平”，不是靠严刑峻法威压出来的寂静，而是在君臣共治、贤者在位、民生日厚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生成的政治气象。正如范祖禹所言：“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天下他日之治乱。”在宋人看来，人君进德与否，直接关系到“万世太平”能否实现——这既是责任，也是期许。

　　回望那个时代，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温润的、充满人文温度的政治气象。而这，或许就是“太平年”三字背后，最值得细细品味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