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商学院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杨小川撰文指出，城镇化作为工业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存在着客观必然性。但是作为调控经济增长的手段，有些前提条件必须厘清。
首先，城镇化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追求适度经济规模，为产业发展搭建平台和必要的资源聚集。在这里，产业发展的需要是城镇化的内因和前提，而不能相反。只有产业发展需要，才能有人口聚集的需要，否则就容易出现无产业支撑和需要的“空城”，或者出现大量城市贫民。当然这里所指的“产业”包含了第二、三产业和其他新型业态的产业门类。至于人口聚集起来以后是否自发派生出产业基础，则难以定论。笔者对我省某些专业镇的调研反映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由于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城市基本功能不完善，导致引进人才难，现有人才流失严重，致使产业提升遇到人才“瓶颈”。因此，这类有产业基础支撑而城市规模偏小、城市功能不完善的专业镇，是城镇化战略中应该首先引起注意和优先考虑的区域。有必要破除行政级别的限制，为这些专业镇的发育成长提供无限的空间。
很显然，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空城”现象，就是由于城市的扩张远远超越了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难以提供新增人口的吸纳岗位，难以解决人口进城后干什么的问题。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续，甚至难以维持。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就为我们实现城镇化，选择城镇区位，提供了科学的思路。遵循产业发展需要，考虑历史和自然因素，科学合理规划城镇布局，是城镇化启动之前必须完成的任务。
——— 《南方日报》3.25
“中国梦”，人民的梦
国防大学教授郭凤海撰文指出，“中国梦”不是凭空产生的，看待和把握“中国梦”，应当从中国的整个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遭遇和面临的时代课题出发。不论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实现人民的梦，都是实现国家梦、民族梦的社会基础和实践基石。
第一，人民的梦与国家的梦关系如何，决定着传统中国的历史走向。与传统中国上升历程相伴随的，是人民的梦有充分的实现空间；反之，中国的衰落，正在于人民的梦与王朝统治发生冲突。历史上的中国，既没有形成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中国精神，也没有形成真正的中国力量，因而到近代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欺凌和掠夺。
第二，把人民利益与民族大义结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人走上历史舞台后，以土地革命为杠杆，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民族大义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改造农民思想，改铸国魂与军魂，重振革命精神，凝聚革命力量，使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亡、解放的大潮。
第三，打通人民权益与国家发展的内在关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四化”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领导人民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各方面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
总之，“中国梦”是凝聚党和人民共识和力量的一面旗帜，能引领大家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努力奋斗。
——— 《光明日报》4.23
发展应该张弛有度
裴亘撰文指出，多年发展，我们虽然在“科学”、“和谐”的理论、口号上着墨甚多，实际成效却不够。思来想去，是不是我们把发展的话说得太强硬？改革开放之后，那一句“发展是硬道理”的确对我国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但时至今日，当发展带来的某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看到，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发展了就能解决”的。当然，真正的“发展”是科学发展，问题是，思维惯性使得很多官员心目中的发展就是经济发展，就是GDP。因此，如果在众多官员心目中，经济发展成为硬道理之后，其他的发展就变得苍白无力，就成为软道理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实际施政过程中“发展”往往会被异化，变成只有经济发展、只有GDP才能解决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发展很重要。从民生到稳定都需要经济发展，都需要GDP；文化发展、教育发展、社会发展，甚至政治发展都需要GDP的支撑。但严峻的现实是，当GDP变成不管不顾的唯一目标时，人们以为发展就是经济发展了，其他的发展都成为软道理。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有讲究“中和”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可以给我们明示。《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从古语中能够得到启示：发展应该张弛有度，高速发展应该适可而止。就如一个人，用很快的速度跑，快跑一阵，就要慢一点，否则是不能持续的。何况，慢下来时，我们能更好地思考，如何更“科学”、更“和谐”。中国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能否把速度降下来一些？
世上没有任何药是包治百病的，发展也不可能例外。给发展留点空间，给改革留点时间，认真想一想，新时期的改革发展，如何能够真正地“科学”起来？
——— 《学习时报》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