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伟明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无神论者范缜，是南北朝时期齐朝竟陵王萧子良的好朋友。当时的宰相级大人物萧子良，高朋满座，有权有势，还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坚信因果报应。作为朋友的范缜，难免经常出入萧家，参加萧子良主持的各种重要与不重要的“座谈会”。然而，和其他人不同的是，范缜总是同萧子良唱反调，大谈世上没有佛，常常驳得萧子良无言以对。为了捍卫自己的思想成果，范缜还写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神灭论》。他的“无神论”理论一提出，朝野哗然，大多数人都接受不了(这也难怪，那是距今一千五百年前的时代，迷信思想正在盛行)，很多人对范缜屡加诘难，可是他们所说的“道理”却总是无法让范缜屈服。萧子良见硬的不行，便派人去劝范缜：“以你这样的才华，还愁当不上中书郎？何必故意发表这种荒谬的理论耽误自己的前程，这真是太可惜了！你还是赶快毁弃自己的文章为好。”范缜大笑道：“我范某人要是愿意出卖自己的理论换取官位，早已做到尚书令、仆射了，何止是个中书郎！”

范缜这个人，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的铮铮风骨。在专制社会，学术在权力面前，往往是不堪一击的，姑且不要说有些不爱学术爱权术的所谓“学者”本身就喜欢依靠卖弄学问来换取权力，就是那些有意捍卫学术尊严的学者，有时迫于行政权势的威力，也只好委曲求全，放弃自己的主张(否则，生存都可能成问题了)。后一种情况，相信世人会对其给予同情、理解，毕竟对芸芸众生来说，生存乃头等大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范缜能做到矢志不移，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已经完全达到了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标准了。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理应有特立独行的处世风格，有勇于捍卫真理的牺牲精神。范缜的故事，其实很多年前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就已经接触了，今天在史书重新读到这一节，联系起现在的某些现象，更是忍不住“有感而发”。

现在的社会背景，比范缜所处的那个年代当然是进步了许多个台阶。按理说，在今天这个已经走上文明轨道的社会，学者们更有条件抒发自己的学术主张了，更能坚持独立的人格了。然而，此间有些情况，却又实在是让老百姓失望。说得不好听，某些学者的所作所为，简直让普通百姓打心眼里瞧不起。

比如说，经济学界的某些学者，因为得了某个垄断集团的些许好处，便昧着良心说假话，充分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经济理论，强扭角度，以权威的面孔，为这个行业的既得利益者鼓与呼，为此牺牲亿万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毫不在乎。

比如说，文化界的某些学者，评价文艺作品、文化人物时，出于某种目的，放弃了文艺自身的标准，信口开河，哗众取宠，颠倒黑白，以丑为美，结果，一些白开水式的平庸之作被宣传成了精品，一些毫无建树的所谓“文化人”被包装成了“大腕”。面对如此“权威推介”，圈外人只剩下一片迷茫，诸多不解。

又比如说，科学界的某些专家，受行政长官的意志所左右，明知政府出台的某项措施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导致不良后果，可为了个人前途，他还是做了个别领导的代言人，借用寻常百姓不清楚的所谓科学理论来论证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某市便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关部门拟在中心城区绿化带改植某种其实不服当地水土的植物，在个别领导的授意下，某些林科专家便煞有介事地论证其可行性，使这个方案最终获得通过。结果，后来的事实无情地证明：政府花了大笔冤枉钱，绿化根本不成功。

当物质的诱惑力大于一切时，当权力的威望被人无条件地仰视时，我们便不难看到，一些以出卖唾沫为生的“专家学者”，频频穿梭于各地的各式“论坛”，按“需”服务，为主办方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而事实上，这些人在数过“出台费”之后，自己也没把自己所说的话当回事，说不定在另一个场合，他们又抛出了和自己大唱反调的另一套“理论”……一千五百年前，人家范缜的理论可以卖到尚书令(这可是朝廷高级干部，实权大得很，可以说是“真宰相”)这个价尚且不干，现代某些学者只为了区区一点“阿堵物”(甚至只是为了无偿地讨好某个级别并不高的领导)，便忘记了自尊、自信等治学的基本道德要求，将自己连学术带良知一起打折卖了，这个贱价呀，真是惭愧啊。